商務幾乎一創館就看重教科書的出版工作，尤其在1905年清政府全面推行新教育後，面對缺乏新式教材的情況，商務的教科書在普及教育上更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商務設有“編輯小組”，專責出版教科書，並制訂嚴格的編寫原則，如用字多寡深淺、新字比例及重複率等，均有規定。編寫人員亦人才鼎盛，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杜亞泉、莊俞、王雲五、朱經農、顧頡剛、竺可楨、呂思勉、鄭貞文、何炳炂等，都是一時俊彥。

1902年， 商務推出全國第一套初等小學用的教科書《最新教科書》，分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各科，每學期一冊。出版後瞬即被廣泛採用，幾個月內共售出10萬多冊。此後，商務的教科書一直密切呼應時代及教育政策的發展：像配合民國成立的《共和國教科書》、配合國語運動推行的《新法教科書》、配合1922年學制改革的《新學制教科書》、配合三民主義推行的《新時代教科書》等。

直到三十年代，商務教科書仍穩佔中國第一位。抗戰時被日軍轟炸後，商務仍堅持在香港印刷教科書供應內地。如此孜孜不倦、與時並進地出版教材，除了商業利潤外，亦反映了商務對中國現代教育事業的熱忱。

面對廿世紀初知識界強烈的除舊布新、奮發圖強的呼聲，早期商務積極譯介西方名著，為對西方欠缺認識的國人提供啟蒙教育。

據統計，中國自清末至1936年共出版漢譯科技書籍九百六十餘種，其中大部份經由商務出版。1902年編譯的《地理叢書》、《帝國叢書》對傳播新知識起積極作用，而《天演論》、《穆勒名學》等八種嚴復翻譯名著及《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一百七十多種林紓翻譯小說的出版，更是影響深遠。嚴復翻譯西方政治、經濟及自然科學的著作，乃為啟迪民智、改革社會；而林紓則想借翻譯小說激勵人心、改良社會。二人的譯作，除了滿足了國人尋找真理，認識及學習西方社會的迫切需求外，更為救國圖存的知識界打開眼界，給予他們有力的思想武器。

透過大量西方學術名著的翻譯出版，商務把外國豐盛的文化學術及多元的發展成果帶到中國。

1903年， 商務開始刊印的《說部叢書》，先後共出版了四集，凡三百二十二種，是一部龐大的世界文學（小說）叢刊。《漢譯世界名著》更是規模宏大，系統地譯介各學科的代表至經典著作。透過譯介西方學術名著，讓國人能夠更迅速、精確地了解各種學派的理論、學說或觀點的精髓以及它們的來龍去墨，為知識界發展中國的理論和思想觀點準備了一系列不可缺少的思想資料；而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也對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起了催生作用。

認識西學，必須首先學習西方語言文字。為了替知識份子打開接觸西學的通道，也為解決各地華英學塾欠缺優質教材及工具書的困局，商務創館不久即率先譯介《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英語課本，且先後出版《商務印書館華英辭典》(1899年，國人最早自編的英漢詞典之一）、《商務印書館華英韻字典集成》(1901年，中國第一部英漢雙解詞典）等外語詞典。

此後，商務因應讀者需要，相繼推出各種規模的英漢、漢英、成語、縮略語等詞典。其中《綜合英漢大辭典》（1927）是針對國人學習英語的使用要求而編譯，出版後廣受好評；而規模宏大的《英漢模範字典》則於1929年出版，至1948年共重印93次，創下了空前的紀錄，彰顯了商務詞典對推動外語學習的積極作用。

商務工具書的出版一直具創造性，且緊扣時代脈絡。1906年出版的《日本法規大全》，針對當時中國法律不健全的現況，銳意向外國借鏡。為了推動新興學科的研究，《物理學詞匯》及《化學詞匯》兩部中國最早的審定術語匯編於1908年出版，而《植物學大辭典》(1917）、《動物學大辭典》(1921）、《中國醫學大辭典》(1921）等更是具開創性的專科辭典。它們作為學科研究帶來方便，亦起著統一專有名詞及外來譯名的作用。

漢語詞典方面，《國音字典》(1919）、《四角號碼學生字典》(1928）分別為配合國語運動及四角號瑪檢字法的推行而出版。至於編纂歷時18年的中國第一部綜合辭典《辭源》(1915)，無論從內容以至形式，都是中國新式的代表。

商務出版雜誌，乃為傳播新知識，培養開明風氣，為日後國家走向現代化開闢道路。

《繡像小說》(1903年創刊）雖是小說雜誌，卻多描寫時事，譏諷時政，激勵革新；《東方雜誌》(1904年創刊）開宗明義以「啟導國民」為宗旨，內容豐富嚴謹，不斷配合時代變革求進；《教育雜誌》(1909年創刊）則標榜「研究教育，改良學務」，戮力推介東西方最新教育理論及報導世界教育趨勢。其它如《政法雜誌》(1911年創刊)談法制變革、《婦女雜誌》(1915年創刊）談婦女解放等，均一脈相承，旨在喚起人們對中國貧弱、社會不公平和需要政治改革的覺醒，為促進國人對時事、國際外交和海外現代教育的高度瞭解而努力。

多元出版是商務雜誌的另一特色。除上述雜誌外，重要雜誌還有《外交報》(1901年創刊）、《小說月報》(1910年創刊）、《少年雜誌》(1911年創刊）、《學生雜誌》(1914年創刊）、《英語週刊》(1915年創刊）、《兒童世界》(1922年創刊）、《自然界》(1926年創刊）、《健與力》(1938年創刊）等。

雜誌類型眾多、題材多樣，深入社會各階層。由旬刊到半月刊到月刊，由文學到科學到健美，讀者由兒童到婦女到學者俱備。這種百花齊放的局面，除對當時的學術及文化風氣有深遠影響外，亦為商務培養讀者、作者發揮積極作用，也拓闊了出版物的影響力。

在張元濟倡導下，商務在1909年創建善本書室“涵芬樓”(後擴建成東方圖書館)，熱切投入搶救文化遺產的行列。到1932年圖書館遭火焚燬時，已藏珍本舊籍5萬餘冊，其中宋本129種，元本179種，數量超過已流失日本的“皕宋樓”藏書。

珍本古籍有助校正後世刻的刪削、殘闕、偽誤、校勘不精等弊端。商務積極搜求古籍，既為編輯書籍提供必須的參考材料，同時亦為日後系統地出版、流通古籍作好準備。

為了挽救舊籍淪亡，修訂不同版本的差誤，商務一直專注古籍校印工作，相繼出版《涵芬樓秘笈》〈1916〉、《四部叢刊》〈1922〉、《正統道藏》〈1923〉、《百衲本廿四史》〈1930〉、《四庫全書珍本》〈1934〉等大型古籍叢刊。為了恢復古籍舊觀，校勘工作及描潤，耗時6年才完成。

輯印古籍有助保存及弘揚國粹；商務所以成功，除歸功於張元濟、孫毓修等主持人的魄力與學識外，能掌握先進影印技術，發揮印刷技術的優勢也是關鍵因素，而涵芬樓豐富的善本收藏，更為影印古籍提供了良好基礎。